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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经典选读】毛泽东: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(1927)

发布时间:金沙澳门官网2020年04月08日 阅读次数:

 

“糟得很”和“好得很”

农民在乡里造反,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。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,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。我初到长沙时,会到各方面的人,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。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,无不一言以蔽之曰:“糟得很。”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,受了那班“糟得很”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,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,也就气馁起来,没有法子否认这“糟”字。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:“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,虽则是糟。”总而言之,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“糟”字。实在呢,如前所说,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,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。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,不法地主阶级,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,帝国主义、军阀、贪官污吏的墙脚。打翻这个封建势力,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。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,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,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。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。这是好得很。完全没有什么“糟”,完全不是什么“糟得很”。“糟得很”,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,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,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,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。每个革命的同志,都不应该跟着瞎说。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,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,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。无数万成群的奴隶——农民,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。农民的举动,完全是对的,他们的举动好得很!“好得很”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。一切革命同志须知: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。辛亥革命⑶没有这个变动,所以失败了。现在有了这个变动,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。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,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。

所谓“过分”的问题

又有一般人说:“农会虽要办,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。”这是中派的议论。实际怎样呢?的确的,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“乱来”。农会权力无上,不许地主说话,把地主的威风扫光。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,再踏上一只脚。“把你入另册!”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,打轿子。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,一群人涌进去,杀猪出谷。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,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。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,“劣绅!今天认得我们!”为所欲为,一切反常,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。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“过分”,所谓“矫枉过正”,所谓“未免太不成话”。这派议论貌似有理,其实也是错的。第一,上述那些事,都是土豪劣绅、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。土豪劣绅、不法地主,历来凭借势力称霸,践踏农民,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。凡是反抗最力、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,都是土豪劣绅、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。农民的眼睛,全然没有错的。谁个劣,谁个不劣,谁个最甚,谁个稍次,谁个惩办要严,谁个处罚从轻,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,罚不当罪的极少。第二,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做文章,不是绘画绣花,不能那样雅致,那样从容不迫,文质彬彬,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,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。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,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。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,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,形成一个大的力量。上面所述那些所谓“过分”的举动,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。这些举动,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(革命时期)是非常之需要的。在第二时期内,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。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。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,把绅士打在地下,甚至用脚踏上。所有一切所谓“过分”的举动,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。质言之,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,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,决不能打倒绅权。矫枉必须过正,不过正不能矫枉⑷。这一派的议论,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,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,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。这种理论,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,其结果破坏了革命,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。

所谓“痞子运动”

国民党右派说:“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,是惰农运动。”这种议论,在长沙颇盛行。我跑到乡下,听见绅士们说:“农民协会可以办,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,要换人啦!”这种议论,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,都是说农运可做(因农民运动已起来,无人敢说不可做),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,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,说他们都是些“痞子”。总而言之,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,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,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,没有了发言权的人,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。不但伸起头,而且掌权了。他们在乡农民协会(农民协会的最下级)称王,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。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,加在绅士们头上了。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,给他戴上高帽子,牵着游乡(湘潭、湘乡叫游团,醴陵叫游垅)。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,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。他们发号施令,指挥一切。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——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,所以叫做反常。

革命先锋

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,有相反的两种看法,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。“糟得很”和“好得很”,“痞子”和“革命先锋”,都是适例。

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,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。但是这种革命大业,革命重要工作,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?不是的。农民中有富农、中农、贫农三种。三种状况不同,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。当第一时期,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,蒋介石打伤了脚⑸,坐飞机回广东⑹了。吴佩孚⑺重新占了岳州。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,三民主义⑻也兴不起,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。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(多属所谓“痞子”之类),拿了农会的册子,跨进富农的大门,对富农说:“请你进农民协会。”富农怎样回答呢?“农民协会吗?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,种了几十年田,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,也吃饭。我劝你们不办的好!”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。“什么农民协会,砍脑壳会,莫害人!”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。新奇得很,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,而且敢于反对绅士。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,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。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,例如湘潭的晏容秋,宁乡的杨致泽。十月革命纪念大会,反英大会,北伐胜利总庆祝,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,杂以扁担锄头,浩浩荡荡,出队示威。这时,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。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,他们听见说,九江也打开了,蒋介石没有伤脚,吴佩孚究竟打败了。而且“三民主义万岁”,“农民协会万岁”,“农民万岁”等等,明明都写在“红绿告示”(标语)上面。“农民万岁,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?”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。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。农会的人对富农说:“把你们入另册!”或者说:“再过一个月,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!”在这样的形势之下,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⑼,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(本来只要一百钱)入会费的,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。亦有好些顽固党,至今还没有入农会。富农入会,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,因为他们始终怕“抽丁”。入会后,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。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。

中农呢?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。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。他们锅里有米煮,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。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,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:“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?”“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?”他们的结论是:“怕未必!”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:“办农民会,晓得天意顺不顺咧?”在第一时期内,农会的人拿了册子,进了中农的门,对着中农说道:“请你加入农民协会!”中农回答道:“莫性急啦!”一直到第二时期,农会势力大盛,中农方加入农会。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,但暂时还不甚积极,他们还要看一看。农会争取中农入会,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,是完全必要的。

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。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,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。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。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,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。他们对着富农说:“我们早进了农会,你们为什么还迟疑?”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:“你们上无片瓦,下无插针之地,有什么不进农会!”的确,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。他们中间有很多人,确实是“上无片瓦,下无插针之地”,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?据长沙的调查:乡村人口中,贫农占百分之七十,中农占百分之二十,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。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,又分赤贫、次贫二类。全然无业,即既无土地,又无资期金,完全失去生活依据,不得不出外当兵,或出去做工,或打流当乞丐的,都是“赤贫”,占百分之二十。半无业,即略有土地,或略有资金,但吃的多,收的少,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,如手工工人、佃农(富佃除外)、半自耕农⑽等,都是“次贫”,占百分之五十。这个贫农大群众,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,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,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,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。没有贫农阶级(照绅士的话说,没有“痞子”),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,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,完成民主革命。贫农,因为最革命,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。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、委员,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,几乎全数是他们(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,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,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,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)。这个贫农领导,是非常之需要的。没有贫农,便没有革命。若否认他们,便是否认革命。若打击他们,便是打击革命。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。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。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,并且踏上一只脚。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“过分”举动,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。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、县党部⑾和县农会,已经做了若干错处,竟有循地主之请,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。衡山、湘乡二县的监狱里,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、委员。这个错误非常之大,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。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、委员,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,反动空气便大增高,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。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“痞子运动”、“惰农运动”的反革命议论,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。事实上,贫农领袖中,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,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。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,清盗匪。农会势盛地方,牌赌禁绝,盗匪潜踪。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,夜不闭户。据衡山的调查,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,很能干,很努力。只有百分之十五,尚有些不良习惯。这只能叫做“少数不良分子”,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,笼统地骂“痞子”。要解决这“少数不良分子”的问题,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,对群众做宣传,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,把农会的纪律整好,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,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,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。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。

供稿单位:政治理论教研部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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